黄维枢，1935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江苏省南通中学，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业热工专业，后因苏联专家变故，于1957年新学期开始时转入电机系高电压技术专业和王如璋学长同班。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电业局试验所工作。

王如璋，193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到北京读书，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高电压技术专业。1962年毕业分配至东北电管局生技处， 后主动申请到基层被分派到沈阳电业局试验所与黄维枢学长一起工作。1978年二人一起调职中国电力科学院任工程师，后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高电压技术研究和新型高压电器的研制工作。

今年是黄维枢学长和王如璋学长毕业58周年，弹指一挥间，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耄耋老人，他们从同窗伴读变成了相守夫妻，他们曾一起在血与火的年代中洗礼，也曾在火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奉献，半个多世纪的携手，每一缕白发都诉说着一个故事，每一道皱纹都能看见对方的影子……

王如璋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我国纺织方面的资深专家。她从小就受到父辈以及同学父亲余谦六（清华电机系教授）的影响，对清华电机系“并不陌生”。后来高考她就毅然决然选择了清华电机系，圆了清华梦。

黄维枢坦言她最初的志愿并不是清华，而是当飞行员，但因体检鼻腔不直 未能如愿。情况变化使得她猝不及防，在有限的时间里，她只得更加努力复习备考。好在她的文化课底子厚，被清华录取。

入学第一年，黄维枢被分到了动力系工业热工专业，本应全程苏联专家授 课，后因中苏关系恶化，他转而被分配到了电机系高电压专业与王如璋同班。这一年王如璋学习刻苦、待人热情被选为班长，第一年两学期她都考出全5分（5分制）的成绩。

原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却因入学第二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而 命运相交。

1957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整风反右运动。王如璋因年轻幼稚看不清形势，抱着帮助整风的愿望和热情贴了几张大字报，被 认为在整风反右中犯了错误。在等待组织处分的过程中，很多同学和朋友就与她“划清界限”，不敢和她接触，王如璋就这样被“孤立”了。

对于这样一段经历，王如璋学长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候，时间流淌的特别慢，日子很难熬。我非常孤独、敏感，经常莫名其妙地流泪，我不知道右派有什么“条件”？我害怕自己被划成右派，变成了“敌人”，还能不能留在团内？还能不能继续上学？我害怕爸爸妈妈知道了会多么伤心，我是他们最喜爱的，最寄以厚望的女儿……”

“最后还好，没有将我打成右派，给予‘撤销团内领导职务’的处分。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儿，没有消沉，一切又从新开始。其实，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也不是坏事，经一事长一智。”“我记住了遇事要稳重，说话要谨慎小心，更不可轻举妄动。因此，在文革中我一直仔细旁观，并努力参加与东电技改局合作的技术革新，没有说违心的话，更没有做违心的事，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那时，刚转专业到班上的黄维枢注意到了当时备受冷遇但仍然热情帮助他 人的王如璋，并给予了她莫大的支持和温暖，两个年轻人从此走到了一起，相互倾慕，惺惺相惜。

清华教育始终坚持“又红又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学方面也特别严谨，强调基础理论教育，又注重实践培养。因为“高电压技术”是电机系在50年代末开设的新专业，青年教师为课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课堂上，王先冲、薛家琪、邵方殷、朱德恒、戚庆成等老师讲的有声有色，传授科学知识，教授正确的思维 方法。课堂外，王昌长、陈昌渔、杨吟梅等老师陪着同学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参 与组建北京电容器厂、带领学生实习，指导学生做毕业设计，老师和同学们建立 了很深厚的感情。在五年半的历练中，清华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雄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烙印下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技术革命的时候，我们一至五年级的同学跟着老师一起建设户外式4000kV冲 击电压发生器。当时困难重重，我们需要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只能到处求援，看 人家有没有富裕的能给我们一点。有一次，跟工厂的师傅要来一些沙子和水泥， 我们高压基地“器材组”的几个同学冒着大雨往学校拉。汽车坏在半路，一直到 半夜才到了学校。为了完成任务，再大的困难，咬着牙也要把事情办成，不达目 的绝不休止，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的精神。”王如璋学长回忆到。

老校长蒋南翔身体力行推动清华体育，于1957年提出“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了清华人持之以恒的动力与追求。

当时清华体育锻炼气氛非常浓厚。每天下午4点以后，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到大操场或体育馆锻炼身体。虽然他们两人并不是体育达人，但都特别热爱于体育锻炼。王如璋学长是电机系体操队和舞蹈队的成员，黄维枢学长则在竞走和篮球方面兴趣浓厚，还是班里的体育干事。在当时清华浓厚的强身健体氛围中， 两人养成了每天锻炼的好习惯。直至今日，体育锻炼仍然是两人每天生活的必需， 早上坚持爬山走路，下午在院子里打乒乓球，风雨无阻。

1962年毕业前夕两人在二校门校卫队开了证明，到海淀区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毕业后，王如璋被分配到东北电管局生技处，是东北电力系统的管理机关，在那困难时期相对“油水很足”，但王如璋学长觉得自己刚刚毕业，应该到基层锻炼，三个月后，在她的申请下，从生技处调到了黄维枢所在的沈阳电业局试验所。1962—1978年的十七年，两人扎根沈阳电业局一线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不论是停电检修、变电站试验，还是做设备创新，他们率先垂范，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生动诠释了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刻内涵。

6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在修建红山变电站时，要求所有设备全部入洞。这个艰巨的战备任务首先要面对的难题就是变压器套管和洞顶距离太近，引起频繁放电，无法送电。当时的套管都是油纸绝缘的瓷套管，4~5米的外绝缘间隙仍不能解决问题。在工程面临难推进的困境时，黄维枢学长挺身而出，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研究，将原有的油纸绝缘的瓷套管设计成可弯曲的塑料套管，1.6米的外绝缘间隙解决了难题，拿下了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同时，带领工人自制了塑料电缆和带均压屏的电缆头。

王如璋则巾帼不让须眉，在沈阳电业局试验所的革新组，发明和创新了一 些小型试验设备，例如，试制了几台高压电感线圈，与被试品电容并联使用，大大减小了试验电源的容量；与被试品电容串联使用大大提高了试验电压，还装入了试验车，解决了现场试验的困难。在1964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高压年会上发表了论文，受到许多供电局的欢迎。此外还试制了钩棒灭弧器、气吹隔离刀闸等等带电作业的简易电器及其他一些试验设备。

1973—1977年沈阳44~66kV的三个电网都经常发生分频谐振，严重到十几个变电站一起谐振，一次谐振损坏多个变电所的十几台电压互感器并造成多个变电所全停电。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及工人的帮助下做了大量的电网试验，摸清了沈阳局每条线路的电容电流和每台电压互感器的电感，找出了分频谐振的规律，并试制成功分频继电器装于沈阳电业局十几个变电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彻底解决了沈阳电网系统谐振问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电网分频谐振事故。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1978年辽宁省科技大会的奖励。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对“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也为科技工作的开放和改革打开了大门。

于此同时，水电部从全国电力系统抽调技术骨干以重建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从东北抽调的八员大将中就有黄维枢、王如璋夫妇。“当时抽调的都是东北电力系统各个专业的大腕，我俩算是‘小字辈’吧。我想所以选中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40岁左右，比较年轻，也有一定的经验，还能甩开膀子干点事吧。”王如璋学长回忆说。调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那就是沈阳电业局不放他们，说要提拔他们。后来电科院与电业局努力沟通，再加水电部和上东北电管局的积极态度，1978年8月，他俩被调往中国电力科学院高压研究所，来到北京后跟清华和电机系的联系更加密切了。除了经常在一起开会外，工作方面有了问题他们也常常回校请教老师。

在电科院，黄维枢学长任组合电器研究室主任，研制出电容分段调节式谐振试验装置，并到国内各地进行试验，还制定了一些有关组合电器的验收标准和条件。王如璋学长参与研究第二代500kV输电线路的塔头设计，大大减小了塔头间隙，降低了成本，减小了占用的耕地。1980—1983年通过大量试验提出了带电水冲洗的安全措施及定量控制水冲洗条件的“临界盐密法”，1984年编制了部标准“电气设备带电水冲洗导则”（试行）及国家标准“电力设备带电水冲洗规程”，大大提高了带电水冲洗作业的安全性，大大减少了电网的污闪事故率。1989年带领年轻同事在黄维枢学长研制的沈阳红山变套管及电缆头的基础上研制新型高压穿墙套管和电缆终端头，并于1990年运行于大连老虎滩变电站，这是我国第一台干式穿墙套管，无油、无瓷，不漏油、不爆炸，是中国独创的干式系列产品， 树立于世界各国电器之林，受到了各国电力用户的极大欢迎。

丹心未泯创新愿，退休开始新长征

1995年，黄维枢退休的这一年，他的内弟在北京怀柔创建了北京瑞恒电气有限公司，邀请他做公司的技术指导。黄维枢算算自己只工作了三十三年，没有完成蒋南翔校长“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任务，很不甘心。他想做个实验看看自己的体力是否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工作。所以，一大早六点给家里留了张纸条便从清河一路步行120里前往怀柔，途中两次拒绝了公司派来接他的汽车。晚上五点走到怀柔石场环岛碰到了骑自行车来接他的王如璋学长时，他的脚已经磨起了好几个大泡，只能在路边的草地上走才能略微缓解疼痛。通过这次考验后， 黄维枢学长信心满满，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三年后，王如璋学长也退休了，两个人便一同搞起了干式高压电器的研发， 开始了新的长征。

过去不管是电流互感器、穿墙套管，还是电压互感器都是充油绝缘，一旦 渗漏会引发着火、爆炸等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黄维枢夫妇利用聚四氟乙烯这类薄膜作内绝缘，采用硅橡胶做外绝缘并尽可能设计电场分布均匀的新型干式高压电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自主研发出国内第一台有机复合绝缘干式穿墙套管，第一台有机复合绝缘干式电流互感器和干式电缆终端头。并于1989年挂网至今，二十年来，三万余台系列产品在国网、南网、石化、高铁等众多领域安全运行，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近年来，还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1000kV输电线路晋东南站、上海沪西站的设备供给。

干式电流互感器于2001年通过了国家级技术鉴定，2004年通过了国家级产品鉴定，结论为：“在国内外电流互感器产品中，具有独创性，性能优良，安全可靠，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干式高压电器系列产品的电压等级覆盖35kV到220kV，330kV、500 kV，最近还制造了600 kV的电流互感器，已经在加拿大两个变电站运行。“我不喜欢炫耀、张扬，但当我看到这两张屹立于加拿大众多高压电器中的干式电流互感器的照片时，确实感到很激动、很自豪。”王如璋学长深情地说。

产品的类型也从单一的35kV的干式电流互感器逐步向大电流、小电流、串级式、电子式、可监控式发展成为具有独创性、世界领先的系列型产品。

2006年开始，这种干式系列产品外销国际市场，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余台在东西欧、南北美洲、澳洲、亚洲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运行。

“两个人搞同一个专业有很大的好处，有什么想法一起讨论，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互相争辩，吵吵闹闹也不要紧，彼此之间可以拓展思维。最早，220 kV电流互感器个子较高，有些桥梁涵洞过不去，运输、安装也比较困难。有一次我在深圳海边树下坐着琢磨这个问题，突然想到可以把两个设备摞（串联）起来， 用螺栓链接，这样运输也可以拆卸。我拿起手机来就跟我爱人说我的想法。她听过之后就说‘行！好主意！’然后就开始计算、画图。这个设备从开始设计、制造、型式试验到通过鉴定，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黄维枢学长在提到研发串级式电流互感器时说。

“80后”学长依然在路上

从1962年到2020年，已经超额完成“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如今年过八旬的黄维枢夫妇仍然在研发一线，每周还要去怀柔市区的工厂，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最新的干式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目前该产品已经进入了型式试验阶段。王如璋学长坦言：“清华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贯穿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支持着我们。我想只要脑子不糊涂，就一直干下去，为国家做一点小事。现在我们做的电压互感器还在试验阶段，以后我们还想将它做成系列产品。”

校友伉俪，携手风雨数十载

从青春年少的相识相知相伴，到如今两鬓斑白的相互扶持。他们不仅在工 作中做出了成绩，还创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有两个对父母关怀备至的博士女儿和四个活泼健康的孙儿。

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清华人，他们用青春与热血演绎了清华人自强不息的 风骨。他们用踏实和勤奋的做事态度书写了清华人厚德载物的精神。

对于他们，人生是一曲奋斗者谱写的歌，是一幅实干家描绘的壮丽图画，是献给祖国人民的满意答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哺育了他们，他们也诠释着清华人的精神！

祝愿黄维枢、王如璋校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幸福！